《做工的人》的一個心得。

「這工作（看板人）毫無未來，無法成長，不被重視，並且極度地扼殺人性。」

「窮人沒有選擇工作的權利，只要一天、兩天不做，那就等於全家要喝西北風。他們不可能團結，因為每個人都只能求著可以在今天領到自己的那一份錢。他們也不可能有機會進修或是改變，那都要花錢。只能領下這份就算一個月下來也攤不到基本薪資的日薪。很可能就是這樣接著度過餘生。在沒有指望的這個當下，過這樣的日子。」


語言學的所有論題自此都取決於能指和所指的初始位置，它們是兩個不同的範疇，並且從一開始就由一道抵制意義的橫槓所分開（拉康）。

能指＝資本主義。

所指＝個人主義式競爭、冷血的自作主張。真實是窮人沒有選擇工作的權利，從政者從不會憐憫非標準式的窮人，所以林立青恐懼，我也恐懼。


兩個不同的範疇從一開始就由一道抵制意義的橫槓所分開，這是語言學的力量。中產階級判斷人的標準？經濟條件決定論？還是從生活態度論起？或許可以觀察當代新聞。例如這樣子的心得：

「基本薪資應該是133元，怎麼敢貼出來？是不是寫錯數字了？」但事實卻是「130元雖然不合法，在南部算是高薪，才會貼出來吸引人。」

心得最後說：「這個經濟困境，希望能快快脫離。」依然是經濟條件決定論。通常的看法是中華民國是實定法國家，行政單位必須積極地踐行法治程序，而不是消極等待經濟好轉，期待善良資方能夠照勞基法照顧勞工。勞基法第一條明文規定：「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體系解釋就該照現行法意旨解釋，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勞基法最低標準。

中華民國法律似乎沒什麼節操，沒辦法保護人（當然也沒辦法保護窮人）。我認為的法律是「一個友愛的態度」，公平、正義、平等只是友愛的下位概念。我們對於生活認知肯定有分歧，卻能在台灣聚集在一塊，這才是法律該維護的價值與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