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些資料的可靠性：
「蔣總統秘錄」是依據中國國民黨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各有關機關現存的公文書等官方資料所編撰，是一部「中、日關係史」。
中國國民黨為了協助這個連載的企劃，無條件地提供了黨的官方記錄、總統府公文書、外交文書、戰史資料、蔣總統講詞、日記、回憶錄等過去從未公開過的重要文獻。產經新聞則採取以這些資料為準據的方式加以編撰。這個方式所具有的優點，是能夠將過去所發生的事件一一根據官方文獻對於在當時的蔣總統和中華民國政府如何考慮、如何行動，不再站在已為我們所耳熟能詳的日本立場，而是從中華民國的立場，根據官方紀錄敘明事實。
官方色彩極為濃厚的資料，裡面當然有很多有趣的東西，例如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可以回追孫逸仙，接著再傳給蔣介石，跳過蔣經國（尼古拉同志在蘇俄），接著到李登輝。我們跟日本的關係可是很微妙的。
當時，在日本民間，對於中國革命志士頗多寄予同情，犬養毅、頭山滿、宮崎滔天等人都曾有過武器和金錢的援助。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東京設立了革命根據地。蔣總統也就是在東京遇到了孫先生，得到了他的信賴。如果說﹕日本是中華民國建國的溫床，也並非誇張。
蔣總統在後來曾經回憶到在日本度過的一段青春時代，他說﹕「一生為革命而貢獻的意志和精神，能有今天這樣的堅強，得歸功於在日本士兵生活的鍛鍊。」他甚至還說過﹕「日本是我的第二故鄉。」尤其是從所謂「武士道」、「大和魂」等日本哲學精神學到了很多。後來在抗日戰爭中對官兵們的訓示，屢次提到過這些話。然而和日本的關係，卻在隨著蔣總統成為中華民國的領導者而地位日隆的同時，逐漸變成了一副沉重而又痛苦的擔子。
日本是蔣介石認證的同文同種的國家，蔣介石認證的兄弟鬩牆。
『在中華民國建國的當初，我們就主張﹕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的國家，假定兄弟鬩牆，自相殘殺，結果只是「同歸於盡」。在亞洲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日本，中國不可能單獨 生存；同樣地如果沒有獨立自由的中國，日本也不能單獨生存。日本因八年戰爭而失敗了， 可是獲得勝利的中國，後來由於受蘇聯指使的共匪作亂，也同樣地遭遇到了失敗。同歸於盡 ，真是不幸言中了。』（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一九五○‧五））
何應欽是這樣說的：
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從悠長的歷史觀點著眼，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是一種割斷不了的兄弟關係，兄弟縱有鬩牆之爭，但一轉身就會攜手和好。在我們來說，仗打完了之後，就得儘快地把日本青年送回本國，讓他們肩負起復興的任務，而不僅是基於同情因戰爭失敗被遺留下來人們的境遇。為了日軍復員，中華民國撥出了百分之八十的船舶（三十萬噸）和百分之七十乃至八十的列車，以致國內的緊急運輸活動受到了影響，確屬事實。」
姑且不論戰爭可怕的後果，國民黨老大蔣介石是這樣看待日本的，更甚者就是以德報怨，
『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到今天一貫地祇認黷武的日本軍閥為敵，而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
『我們更不可以對敵國的無辜人民加以污辱 ，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和罪惡 。我們必須切記，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 則將成為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我從前是向慕日本盡忠報國的傳統精神，亦受日本孝親、尊師、尚俠、重義的民族性。 日本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
所謂第二故鄉，實在並非過甚其辭。在中華民國建國之初，我們從日本的「明治維新精神」、「武士道」、「大和魂」的哲學實在學到了不少。故當日本投降時，蔣總統特別強調「以德報怨」，也是基於這些歷史的緣由。
重點整理一下，國民黨頭子對日本人「不念舊惡」，「以德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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